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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发购彩2023-08-10 17:48

“二创”短视频如何与影视原作和谐共处******

　　作者：张歌东（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剪辑学会短片短视频艺术委员会主任）

　　近年来，影视剪辑类短视频（俗称“‘二创’短视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些短视频节奏明快、剪辑手法新颖，受到短视频用户的青睐。不过，由“二创”短视频引发的版权争议日益突出。哪些“二创”短视频属于独创性作品？二度创作中，对原作品合理使用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在尊重版权的前提下，发挥剪辑艺术的魅力，让“二创”短视频良性发展？如何建立起符合网络时代要求的版权授予机制？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二创”短视频有多种类型，既有简单粗暴的切条，如“剪刀手”视频，也有融入了UP主的自我理解、加工、评论的类型，如故事改编、电影解说、主题混剪、视频人物志、视频影评等，不同类型的“二创”短视频，“独创性”的成分相差很大。

　　因此，版权机制要在“二创”短视频中发挥作用，就应先厘清“二创”对原作品合理使用的边界。笔者认为，应从视频的剪辑程度、音频的改编程度、主题的改编程度、故事的改编程度等几个维度设定一个“二创指数”来判断到底是创作还是抄袭。其中的关键是，作者对影视原片素材的二度创作有无“创造性转化”，对影视原作的剪辑与改编有无“创新性发展”。因此，面对网络视听快速发展的现实，为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在尊重版权的前提下，一方面应继续发挥剪辑艺术的长处，另一方面也应优化版权生态，构建起适合互联网时代的版权机制。

　　“二创”短视频迎合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这种“二创”作品在满足人们文化娱乐需求的同时，可能会削弱影视作品的完整性及艺术性。一些观众在观看了几分钟的电影介绍、解说、评论后，觉得没有必要再看原作，这也可能会对原作的市场收益造成影响。

　　但在笔者看来，我们不必将“二创”短视频与影视原作完全对立起来。对一般观众而言，他们观看的影视作品数量有限，“二创”短视频正好为其提供了“浏览器+文章摘要”。一些观众以往没看过相关作品，通过“二创”短视频对原作产生了兴趣，接着主动欣赏原作。在此情形下，“二创”短视频能够为原作迅速积累起口碑，产生“自来水”效应。现实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例子。一些中小成本电影，艺术质量不错，但囿于经费限制，没有进行大规模宣发，很多观众起初并不了解，但在“二创”短视频的接力传播下，观众知道了影片并主动走进影院。其实，对观众来说，大家更希望“二创”短视频，能够与影视艺术形成某种程度的跨媒介、跨平台互动，那样能够丰富影视产品的类型。

　　从发展的眼光看，“二创”短视频与影视原作的传播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二创”短视频与影视作品的宣传营销应该形成良性互动，建立起适应媒介融合的影视传播体系。以电影宣发为例，随着传播渠道的变化，很多传统视频物料的传播效能在不断下降。在新的传播环境下，电影的宣发营销，完全可以利用短视频的形式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比如，宣发公司可以与数以百万计的“游击队”UP主合作，在影视剪辑、逻辑把握、亮点选取、用户心理理解等方面形成合力，最大化地扩大影片的影响力。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时代已经到来，文化产品的创作手段面临着跨维度变革，如近年来兴起的AI写作、AI绘画等，都对传统的版权概念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二创”短视频所引发的思考不过是一个前奏曲。

　　什么是短视频？只有时长这一个维度吗？看待短视频，时长是一个维度，但不是唯一的维度。未来，随着短视频作品品质的提高以及硬件技术的发展，短视频的传播将不再囿于移动端，它可能会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娱乐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二创”短视频在未来甚至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作品类型。

　　着眼于未来，我们非常期望能够构建起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版权机制，在尊重版权、合法合理使用原作的前提下，发挥“二创”短视频剪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其独创性，这也是对影视原作审美价值和情感力量的强化与放大。同时，我们也期待长短视频平台在探索影视内容知识产权使用规范化方面携手同行。

　　我们欣喜地看到，业内诸如抖音和爱奇艺这样的长短视频平台已经启动合作：爱奇艺将向抖音授权其内容资产中拥有网络传播权及转授权的长视频内容用于短视频创作。在具体操作层面，双方对解说、混剪、拆条等短视频二创形态进行了约定。这种合作是一次短视频创作者和影视版权方互利共赢的良性互动，是一种顺应互联网和UGC（用户原创内容，即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大趋势的双向奔赴。我们希望这种合作能够形成示范带动作用，推动长视频内容知识产权的规范使用，助力“二创”短视频持续健康发展。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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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短评：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北京1月2日电题：为何说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中新社记者安英昭

　　19世纪，经历过纷飞战火的列夫·托尔斯泰写下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时移世易，人类对于幸福的向往仍是相似的，各国通向幸福的道路却各具特色。

　　作为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国何以在短短几十年间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人权事业不断进步？五集大型电视政论片《新时代中国人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幸福密码”。

　　通过保障所有人的人权，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优先保障生存权、发展权等，中国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人权保障不断进步的背后，积淀着中华文明深处对人的关怀，回望5000多年文明史可知，人权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2006年，首届“中国人权展”在北京举办。中新社记者廖攀摄

　　先秦时期，道家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儒家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墨家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东汉佛教传入，逐渐演化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思想。及至唐宋，朱熹进一步提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张载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更成为千年来中国无数有识之士的毕生追求。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发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呼吁，这一堪称中国版“人权宣言”的文献，较卢梭《民约论》更早百年；1948年，在中国代表张彭春的建议下，《世界人权宣言》融入良心、仁爱、忠恕、包容等中华传统思想，这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国际性权利法案由此成为凝结东西方文明智慧的经典。

　　近一百年前，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中国“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此后，如何战胜这“五大仇敌”成为贯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道难题，同时也是检验中国人权发展的参考系。

　　如《新时代中国人权》片中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起“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民、争取人权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牢牢把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促使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不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总结中国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发展人权的中国特色，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新形态。